第二十四章 一瓶酒的回响 (第2/2页)
“此酒可与波尔多中级庄比肩。——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先生鉴评“
海报贴出去的头三天，有人夜里去撕，撕完了第二天又贴上。贴到第七天的时候，撕的人不见了，围观的人多了起来。一个穿西装的华人站在海报前面看了很久，然后转身走进了附近一家西餐厅；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外国领事馆的随从也站住看了半天，掏出怀表记下了什么。
上海的租界区里有人开始打听：“张裕？没听过。是哪个酒庄的？““烟台。中国山东烟台。““中国？中国也有葡萄酒？““有。法国公使说的，跟波尔多中级庄差不多。““波尔多中级庄？那得尝尝。“
第一批送出去的酒在外面转了一圈，有的进了宴席，有的进了私人酒窖，有的至今还躺在某座公使馆的地下室里。可那些散布出去的、印在海报上的、被人转述的、在酒桌上传开的话，像一阵风从海上吹过来，吹进了那些原本紧锁的窗户缝里。风不大，可它带了种子。
六月里，张振勋接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邀请函——法国公使馆要举办一场正式的品鉴晚宴，请张裕作为特约酒款出席。
老汤把信念了三遍，抬头的时候眼圈有些发红。“掌柜的，法国人请我们去……在他们的宴席上，喝我们的酒……“
张振勋正在系领带。他从巴达维亚带来的那套黑色燕尾服已经旧了，袖口的银扣子褪了色，领结也有些发灰，可他还是穿上了，对着镜子整理好袖口，回过头来看了老汤一眼。“走吧。别让人等。“
北京法国公使馆的宴会厅比巴达维亚那间小一些，可布置得更精致——法式水晶灯、银质烛台、雕花护墙板、落地窗外是初夏的庭院，紫藤花正开着，一串一串垂下来，隔着玻璃也能闻到隐约的香气。厅里坐了四十多位客人，洋人占了大半，也有几位穿官服的清廷官员和华商代表，坐在角落的位置上，端着茶杯，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四周。
张振勋走进厅里的时候，有人认出了他——那个在南洋买下荷兰船务公司的华人，那个在天津用德语卖酒的怪人。几道目光从不同方向聚过来，落在他身上，他感觉到那些目光的重量，没有躲闪，也没有刻意去接，只是安安静静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，把面前的餐巾展开，铺在膝上。
毕盛先生作为主人，在开席前站起来致了简短的开场辞。他说到最后的时候，朝张振勋的方向微微侧了一下身，用法语说了一句话，然后自己翻译成英语又重复了一遍：“今晚有一款特别的酒。它不是来自波尔多，不是来自勃艮第，不是来自莱茵高——它来自中国烟台。请诸位放下偏见，只用味蕾来判断。“
侍者开始倒酒了。深红色的酒液从贴着“张裕“标签的瓶子里倾入水晶杯，发出轻细的、绵密的声响。那声音在宴会厅的谈笑声中几乎听不见，可在张振勋耳朵里，那声音比什么都响——它穿透了六年来的每一个清晨和深夜，从烟台东郊那片荒坡上的第一镐头，到七米深酒窖里拱顶合拢的回声，到那次深夜独自落泪的失态，到此刻在北京法国公使馆的水晶灯下，被一个法国公使举杯向满堂宾客推荐出来。
他端起酒杯。杯壁薄而光滑，贴着掌心，酒液的温度透过玻璃传上来，是一种微凉而均匀的触感。他低头看着杯中的酒，深石榴红色，边缘微微泛着一丝浅褐，在烛光里像一小片被凝住的晚霞。他没有急着喝，先端起来闻了一下——黑醋栗、干花、一丝烟叶和皮革的气息，干净而沉稳。然后他含了一小口，让它在舌面上慢慢铺开，单宁柔和而不绵软，酸度明朗而不尖利，收尾处有一点矿物感的清冽，像是烟台海边那些被海风吹了千年的石灰岩，在酒里留下了一小粒被溶解了的回声。
他放下杯，轻轻呼出一口气。
从那天在法国领事馆的水晶灯下说出“将来我要带着中国葡萄酒来这里“，到今天在另一座法国公使馆的水晶灯下喝着自家酿的酒，中间隔了多少个日日夜夜。他觉得那口气呼出去的时候，带着这些年积攒下来的所有重量。那口气呼出去了，胸口就空了，空了之后又有新的东西填进来——不是沉重的东西，是另一种，更轻、更暖和的东西。那东西像是从杯底慢慢升上来的，带着暗红色的光，顺着食道和血管缓缓地走，最后停在了他胸腔正中的那个位置，安安静静地待着，不走了。
毕盛先生端着一杯酒走过来，在张振勋旁边站住了。他低头看了一眼张振勋杯中的酒液，又看了看张振勋的脸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：“张先生，多年前的那个宴会，有人说中国没有好酒。现在，你让那些人改口了。“他举了举杯，“敬你的土地。“
张振勋站起来，端起自己的酒杯，跟毕盛先生轻轻碰了一下。两只水晶杯碰撞时发出极轻极脆的一声响，像一枚极小的铃铛在极远的地方摇了摇。
“敬那些把根扎下去了的藤。“他说。
两人同时饮尽了杯中的酒。宴会厅里的喧闹声在周围继续着，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这短短的一幕。可张振勋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那扇曾经紧紧关着的、贴着“中国无好酒“标签的门，已经被他推开了一道缝。缝还不够宽，可光已经透进来了。
那天夜里回到客栈，张振勋没有睡。
他坐在桌前，面前摆着一瓶还没有开封的张裕葡萄酒，两只空酒杯，一盏油灯。灯芯刚剪过，火苗正旺，光把他的影子投在身后的白墙上，拉得很长。他给自己倒了小半杯，又给对面的位置倒了一指深的酒，把那只杯子放在桌子对面，搁在自己目光的正前方。
他端起自己那杯，轻轻举了一下，像在跟什么人碰杯。
“阿爸，“他对着那只空杯子轻声说，“阿妈。你们没见过这些东西。我种的葡萄，我酿的酒。洋人说了，不比他们的差。“
他喝了一口，然后把杯子放下。对面的那杯酒安安静静地待着，在油灯光里泛着一层柔和的光。他看了一会儿，伸手把那只杯子端了起来，微微晃了晃，又放下了。他没有替对面的人喝掉那杯酒——他想留着，留到什么时候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也许等到他回大埔老家那天，也许等到他带着这瓶酒跪在祖坟前面那天，也许就只是留到油灯燃尽、夜色深透、他再想得起下一句话要说什么的时候。
他把那杯酒留在桌子上，自己靠在椅背上，仰着头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是旧客栈常见的木梁，被多年的烟火和潮气熏成一种不均匀的深褐色。他看着那些木纹，觉得它们像一幅被画了太多年的地图——有的纹路像波尔多的山坡，有的像莱茵河的河谷，有的像烟台东海岸那些被海风吹歪了的松树。所有他去过的地方，所有他蹲下来摸过土的山坡，此刻都聚在这一间小小的客栈房间里，被一盏油灯和两杯酒浓缩成了一张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地图。
他闭上眼的时候，嘴角是微微弯着的。
张裕在上海和天津的销量开始抬头了。不是爆发式的，是那种慢慢的、像春水涨过河滩一样的抬头。每个月比上个月多卖几十瓶，再下个月又多卖几十瓶。那些买酒的人里，有好奇的中国人、有检验的洋人、有回头客、也有想看看“到底多好“的旁观者。
张振勋在上海的陈列室里，自己站台的日子越来越多了。他穿着长袍马褂，站在柜台后面，手里拿着一瓶酒，给来来往往的客人倒一小杯。他用荷兰语跟荷兰商人聊，用英语跟英国商人聊，用法语跟法国商人聊——三种语言的切换在别人眼里是一种炫耀，在他这里只是一种习惯。他在南洋学会了这些，知道怎么跟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，知道怎么把自己的东西推出去。